作者 | 路遲
關于“孔乙己”的討論似乎沒有經過特別的發(fā)酵，卻以一種類似時代詞典的方式，進入了微不可察的日常生活語境里，大學生為五千元的平均月薪叫屈，是觀念里脫不下長衫；放棄白領工作去做體力活兒，則是勇敢脫掉了“長衫”，各種活法，來來去去，總是有關“長衫”。
這個詞最開始出圈時，僅一句話，就足以俘獲千萬年輕人內心的強烈認同：
【資料圖】
“如果沒有上大學，我可以開開心心進廠擰螺絲。如果沒有上大學，我可以毫無負擔地擺地攤……學歷不但是敲門磚，也是我下不來的高臺，更是孔乙己脫不下的長衫。”
《幸福到萬家》劇照
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生自比孔乙己，代表學歷、讀書人身份的長衫，成了束縛求職廣度的枷鎖。
很多時候，自嘲是一種有意或無意識的生存手段，是一種認知層與環(huán)境的磨合與部分妥協。
“脫不下來的長衫”，也許并不止代表精神上的束縛，也代表不妥協的那一部分，與曾經流行的“喪”文化、“躺”文化有類似之處：多少人一面自我調侃，一面繼續(xù)奮斗。
而妥協，往往是介于他者評價與自我說服之間的一種動態(tài)概念。真正的妥協，是“自愿”當家庭主婦的農村女孩，即便被解讀為“個人選擇”“自由意志”，但本質上，依然是一種向不夠理想的大環(huán)境的妥協。
近期引起熱議的《我：畢業(yè)5年，存款5000 她：中傳碩士，火鍋店保潔》
這么看，因無法找到工作而被迫失業(yè)，或自認為降低尊嚴與個人價值屈就的大學生們，是否同樣應該被相信全然出于個人自由意志？
任何時代，個人選擇都是離不開環(huán)境的，個人對內的自圓其說，與對外的解構和立場，都不該忽視大環(huán)境這缸渾水。
魯迅在《孔乙己》里描繪的，是一個具體的、把人逼成“似人非人”的涼薄社會，而我們在現實中唱哀的，卻更多是抽象而不準確的、所謂“眼高手低”的青年觀念。
將對“孔乙己”的自喻和自嘲，全部歸于個人的淺薄與短見，屬實曲解了魯迅的良苦用心。
現代社會的真正悲劇，是十數年苦讀教科書，卻仍然沒能弄明白孔乙己真正的寓意，是孔乙己仍然可以被當做“再讀已是書中人”來唏噓自嘲。
01
可笑的不是孔乙己
評價一個虛構小說中的人物，不可能脫離作者來談論。
魯迅筆下的孔乙己是一個舊式社會的注腳，也是注定要隨著舊時代消逝的人物，但對于孔乙己，魯迅的態(tài)度，憐惜是大于嘲諷的，是“哀其不幸”大于“怒其不爭”的。
魯迅
作為清末民初的標準讀書人，孔乙己知道“茴”字的四種寫法，卻考不上秀才，因為沒有其他營生，他的生活窘困潦倒，不拖欠酒錢，卻偷書度日。迂腐懦弱的性格里，倒也有著溫良的一面。
這樣一個人，的確不討喜，但要說恨，其實也是恨不起來的。
真正可恨、可笑的，是與孔乙己處于同一個環(huán)境，且某種程度代表著大環(huán)境腐變的另一些人。
小說里孔乙己一共出現了四次，第一次出場，魯迅就將他置于了一個具象的情景里：魯鎮(zhèn)酒店里，“掌柜是一副兇臉孔，主顧也沒有好聲氣，教人活潑不得；只有孔乙己到店，才可以笑幾聲”。
這無疑是一個充滿冷漠與涼薄的、圍聚烏合之眾的環(huán)境。“沒有他，別人也便這么過”，孔乙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，或者更準確地說，沒有地位的讀書人孔乙己，對他人而言是可有可無的存在。
作為一個典型的封建文人、清末的科舉擁護者，“唯有讀書高”的古板進仕思想在孔乙己腦袋里根深蒂固，但這種思想慣性，同時也在彼時代其他大部分封建文人腦海里根深蒂固。
《孔乙己》
彼時正處于科舉制地位的下降階段，但“中舉”在大部分封建文人內心的至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，剛剛過去沒多久的、他們所成長和經歷的時代，多少底層讀書人靠科考改變命運，即便沒能取得功名，讀書人大體上也是受社會尊重的。
但到了民國，孔乙己幾乎是必然地成為了時代的炮灰，傳統(tǒng)的知識失去了意義和尊嚴，西學開始東漸，實業(yè)救國成為潮流。
決定封建社會“士人”地位的唯一道路“學而優(yōu)則仕”失效了，沒能進入官場成為統(tǒng)治者的一員，孔乙己便注定只能是一介書生，不為社會所接納，只能被群眾嘲笑、欺凌和侮辱。
即便陷入窮困，即便沒錢到“店面隔壁的房子里，要酒要菜”，只能與處于社會底層勞工的“短衣幫”一起站著喝酒，他也堅持不愿意褪下身上的長衫，固執(zhí)而幼稚地用一些表面象征來維持自己讀書人的身份。
讀書人，或者說，“做題家”，在一條相對穩(wěn)妥的、看得見規(guī)則的道路上按部就班成長十幾年，內心懷揣著某種最強烈甚至是唯一的價值理念，進入真實世界后，陡然發(fā)現，現實規(guī)則并非如此，或是曾經行得通的秩序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變動。
《赤狐書生》劇照
這個時候，又如何能指責他們抓不住時代潮流，嘲笑他們的迂腐和守舊呢？
總之，孔乙己的悲劇不是他一個人的悲劇，而是許多舊文人的悲劇，也許孔乙己的確酸腐、懶惰，但他的根本悲劇并不是自身的性格弱點造成的，而是科舉制度下的封建思想封建等級觀念造成的。戕害者，既是那些冷漠的權勢擁護者，也是環(huán)境秩序本身。
02
多余的人
描繪知識分子的墮落和凄苦，是現當代中國作家的一大愛好。
百年前，俄國文學里的“多余人”這一概念被一批五四作家轉譯傳送到了中國，演化成一種獨特的、具有鮮明左翼色彩的苦悶知識分子群像，他們在中國作家筆下被稱為“零余者”。
最早在浪漫主義作家郁達夫的短篇小說《沉淪》里，主人公心懷抱負，卻處處受挫，無力反抗環(huán)境，卻又沒辦法完全妥協于現實，苦悶與孤獨中，只能轉向戀愛和情欲尋求精神寄托。
鄭振鐸在《俄國文學史略》（1942）里分析：主人公“一以貫之的氣質，就是孤獨、內省、敏感、自卑，憤世嫉俗而又負載著不堪忍受的感傷……惡濁的社會侮辱他的良心，歧視他的才情，又磨損他的敏感，使他失去正常的人性發(fā)展的余地，轉而以反常的病態(tài)向社會施以懲罰，也向自身實行自戕。”
俄羅斯文學里的“多余人”，大體指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貴族知識分子，他們擁有高尚的理想，卻遠離人民，雖不滿現實，卻缺少行動，且多半無能改變現狀，只能在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費自己的才華，成為一個苦悶憂郁的多余人。
這一形象最早出現在屠格涅夫發(fā)表于1850年的小說《多余人日記》里，主人公丘爾卡圖林一事無成，愛情失意，疾病纏身，在死亡迫近之時，他只能沉湎于遠離生活的內心世界中。
屠格涅夫《多余人日記》
這么看，從百年前的“多余人”，到今天的“孔乙己”，都是在時代洪流中找不到個人定位的知識分子形象。經受著理想與現實的撕裂，自小接受的教育理念與冰冷的外部環(huán)境之反差，逐漸變得迷茫和苦悶。
迷茫和苦悶，本身不是問題，即便不拿知識分子說事，這些也符合人性邏輯的軟弱性和妥協性。
但值得一提的是，郁達夫認為，“真正的零余者，是對社會沒有任何用處的人”。
這么看，“孔乙己”們某種程度上也是“零余者”。不過，“零余者”的邊緣感更多來自時代的更迭和變動，強調對外的抱負性失落，“孔乙己”們則更多朝向對內的個人迷失。
將全部青春年華寄托在科舉取士這唯一一條路上，此路不通，也不再有讀書寫字之外的優(yōu)勢與技能，孔乙己被迫成了一個“零余者”。
而這個現狀，是他在一心苦讀的時候，在滿懷壯志趕赴考場的時候，所沒能料想到的。
從人性的基本邏輯層面，這種精神上的緩沖與麻木，其實應該得到一定理解與允許。
人們難免為孔乙己身上那股“讀書人的清高”感到可笑，同時也在嘲笑那種用理想主義來包裝個人利己主義的酸腐。
《覺醒年代》劇照
時代的規(guī)則忽然改變，滿腹經綸忽然變成華而不實的精神包袱，就像現代社會那些惹人厭煩的滿口“之乎者也”的讀書人，他們口中的理想和抱負，或者索性說只是個人的目標和執(zhí)念，在變動的社會規(guī)則面前都顯得愚蠢且可笑，都被理解為了魯迅筆下剪不掉的辮子。
只是需要知道，有的人剪不掉辮子，是迫于強權或對強權的貪慕、恐懼，但也有的人，是因為從來便聽到唯一的聲音：只有保留這根辮子，唯有讀書這一條路，你才有可能在這個世界謀得尊嚴和人權。
而相比起外露的“辮子”，“長衫”更多代表一種內化的文化人偏執(zhí)，某些時候，這股偏執(zhí)甚至可以被討巧地理解為理想主義，因此顯得更體面、更文明，當百年后的大學生們以之自喻，似乎便合乎情理了許多。
03
擰巴的理想
約莫距離高考還有四個月時，湖南某中學傳出的一則高三學生演講視頻引發(fā)爭議。視頻里，一名戴著厚厚眼鏡片的女學生，激情飽滿地對著鏡頭吶喊：“凌晨6點的校園真的很黑，但600多分的成績真的很耀眼！”
類似“誓師”“自我激勵”這種活動，恐怕大部分中國高中生都經歷過。
紀錄片《高考》
我記得自己高三那年，約莫在高考前一個月，學校也舉行過徒步十公里的“義行”，眾師生皆斗志昂揚，高舉代表集體榮譽的班級和學校旗幟，穿著印有勵志標語的制服，頂著大太陽徒步一個下午過來，汗流浹背，面紅耳赤，似乎已經打完了高考這場未戰(zhàn)之役。
將考場喻為戰(zhàn)場，是我們幾千年來的傳統(tǒng)。
戰(zhàn)場，是非勝即敗的，敗者是沒有尊嚴的。害怕失敗的人、不敢失敗的人，一刻不敢松懈地鉚足勁，披星戴月，十年寒窗，衍生出了獨屬于讀書人的勵志哲學。
做一件不容易的事，適當發(fā)揮主觀能動性，是人的生存本能與哲學，但主觀能動性超出了必要限度，就會質變扭曲。
比如，好不容易考上六百分的學生，四年大學畢業(yè)后，發(fā)現自己仍然不能找到理想工作，少年理想在現實面前碰壁，恐怕又難以自洽了。
據今年3月中國國家統(tǒng)計局發(fā)布的數據，今年1至2月份，全國城鎮(zhèn)調查失業(yè)率平均值為5.6%，16至24歲的年輕人的失業(yè)率為18.1%。
而在我們當下的社會文化里，腦力勞動者的地位仍然在很多層面高于體力勞動者，辦公室里的白領，仍然比藍領擁有平均更高收入和尊嚴感，比服務行業(yè)、制造業(yè)等等更是有過之而不及。
長久以來的勞動價值鄙視鏈，很難支持我們從相對單一的人生追求路徑里脫身。大企業(yè)加班成風，三十五歲危機如達摩克斯之劍，文科生跟風轉碼，年輕人鉚足勁考公，與考研、考編并列為宇宙盡頭三大道。
在社會工作分工細化程度不夠的環(huán)境下，我們很難指責一個大學生不肯“自降身價”回農村、進工廠。
《幸福到萬家》劇照
即便是短暫放棄競爭，縮回家里閑置，必然也會遭到一如既往地嘲諷。
如果真的咬咬牙脫下“長衫”去擰螺絲、送外賣（雖然這兩者也并不容易），只恐怕，又會開始流行以駱駝祥子自居自嘲了。
真正可悲的，是從小被老師和家長耳提面命灌輸“讀書才有出路”甚至“讀書就會出路”，長大后進入社會，卻發(fā)現讀書與學歷并沒有那么“值錢”。
《我在他鄉(xiāng)挺好的》劇照
因此，從根本上，讓人唏噓的，不是讀書人，更不是讀書本身，而是將讀書自視過高，寄予太多不切實際功利期望。讀書改變命運，但讀書不是功利的捷徑。
時代詞典里，流行和自嘲永遠是一種必要的表達和發(fā)聲，年輕一代有自己對世界的理解，他們需要安慰，需要激勵，更需要被看見與被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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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 | 蘇米
值班編輯｜江江
排版 | 鄭澤偉、蘇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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